明朝的“苏杭织造”在一开始其实并不仅限于苏州和杭州两地。
明承元制，在大明开国之初，丝织业和手工业全部都由官府控制。
明廷除在北京设外织染局、南京设内织染局和神帛堂外，各省也相应地设立了织染局，各地所有技艺高超的织工，都被指定为皇家织造的“贡户”，入了“匠籍”。
大明的匠户在户籍上自成一类，他们必须在官府的手工业局中服役，由各局直接管理，想要脱离原户籍极为困难，需经皇帝特旨批准方可，且他们的户籍身份必须世代相袭，承当指定的工役。
这种束缚人身自由的反人性制度当然不可持续，无论明太祖如何三令五申，到了明中期，各地匠户怠工、隐冒、逃亡等现象已是层出不穷。
随着匠户对于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日趋松弛，各地的官营织染局在成化、弘治年间之后就逐渐衰落了。
嘉靖以后，除了苏杭官局外，其余不善织造的一些省份，譬如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等地的织染局彻底名存实亡。
皇家摊派给各地的织造任务从缴纳实物，改为了缴纳折色银，皇室所用丝织品也随着这种变化逐渐改为市买和领织，集中于苏州与杭州两地，并由这两地起解进京。
总得来说，便是皇家每年派下所需的丝织品数额后，各地便按照摊派比例缴纳银两至苏杭织造。
尔后，苏杭织造或是直接向民间工匠收购织品，或是雇佣苏州、杭州两地的机户订织所需丝绸。
由于晚明的苏杭民间已经出现了大量富有经验的民间机户，故而苏杭织造往往会采用大部分雇佣机户“领织”，小部分直接收购“市买”的方式去完成皇家所布置下来的任务。
这种“机匠领织，官为督发”的雇佣形式，在后世被称作为“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
不过面对张皇后，朱由校倒没有长篇大论地去解释这“资本主义萌芽”是为何物，又是为何如此重要，只是相当简单地阐述道，“朕想过了，这‘节省’二字，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苏杭织造每年所造织品，大约是三万余匹，从咱们一家人穿的用的，到赏赐给底下人的，全部都包括在这三万匹之中。”
“这三万匹袍叚料价的折色银，一年就可以收上来一百多万，反正前两年报上来的数儿是一百零一万五千四百两。”
“朕就琢磨着，干脆啊，咱们自己少裁两年新衣，把苏杭织造的这一百万两银子省给辽东，以解袁崇焕的燃眉之急。”
作为一个现代人，朱由校确确实实很不能理解朱明皇室每年竟然能花上约等于总体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银两去裁制新衣。
这已经远远超出“奢侈品”的价值范围，几乎就相当于“高级定制”了。
要知道，他在现代日入两百零八万的时候，都不舍得真金白银地去光顾那些“高级定制”的服装品牌。
一些跟他同等级的当红顶流，即使片酬已经以千万计，也绝不会轻易花几百万去买一件只能在公众面前亮相一次的高定礼服。
他自己得奖的时候，当了影帝还是穿的高定品牌借给他的样衣，走完红毯再还给品牌的。
而朱明皇室不但用了如此大的代价去裁制衣物，穿上身之后还特别靡费。
一件衣服既不洗也不烫，换下来之后就不能再上身穿第二回。
这简直就相当于皇室人人都穿“高级定制”，每天都换一件几百万的衣服，天天不重样。
这种花法就是搁在现代的英国皇室都经受不住，那凯特王妃和梅根王妃算得上是天天要出席活动，日日面对记者的时尚达人了，她们俩的日常穿着也不过一件衣服在几千美元到一万美元上下，跟朱明皇室里的后妃比那是差得远了。
所以朱由校向张皇后提出这个主意的时候真不觉得自己作了多大牺牲，在他的观念里，日常穿高定本来就是一桩极其不可思议的事情，正常人穿衣服都是洗了再换，几年买一次新衣的。
不料，张皇后听了这话，竟拢起眉来瞧了朱由校好一会儿，良久，见皇帝不似玩笑，那大大的眼睛里蓦地蓄起一汪清泉来，“这朝廷的财政竟已艰难到如此地步了么……”
一句话未完，却已是语带哽咽。
朱由校吓了一跳，心想，自己不就少做几件衣服吗，又不是从此就只能在龙袍上打补丁了，这张皇后怎么就激动成这样了。
一面想着，一面赶忙去为张皇后拭泪，“战事一开，哪有不耗钱粮的？这一打起仗来，银子哗哗得跟流水似的淌出去，一百万两银子放在辽东，几个月也就没了。”
张皇后感叹道，“万岁原是个最不爱计算的性子，如今竟也锱铢必较起来了。”
“当年妾与万岁大婚时，户部说大婚费用不支，理当议减，但万岁为了妾，硬是没有裁酌分毫。”
“未料几年一过，现下连万岁都舍不得穿戴了，可见这财政是当真已是无以为继，连万岁也要为节省银子而受这些委屈……”
朱由校简直无力吐槽明熹宗这个双性恋偏偏对张皇后这么恋爱脑，大明都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他却仍然执着于要给张皇后一个毫无缺憾的完美婚礼。
好在张皇后是个贤后，朱由校倒可以利用她对明熹宗的愧疚感，“这算是什么委屈？朕倒是怕你委屈。”
张皇后拭尽了眼泪道，“妾原来就是小门小户的出身，少作几件衣服算得什么？”
“倒是万岁您，这苏杭织造的一百多万两银子可有个准儿么？妾就怕衣服少裁了，银子却也跟着收不上来了。”
朱由校立马儿觑准了话头接口道，“这一点，宝珠却是不必忧心，苏杭织造一向是由内廷派出去的宦官管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