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觉得皇帝对袁崇焕的态度十分诡异，之前皇帝为了力保袁崇焕，连孙承宗被言之凿凿地弹劾“冒饷玩寇”都能硬生生说是党争遗祸，这回袁崇焕依着皇帝的意思呈奏了关宁军兵额，皇帝却又一反前态，从其奏疏中单拎出一句请求让毛文龙移镇东江的建议便大发雷霆，还一迭声地要传口谕去辽东，让那袁崇焕安分守己，否则便罚跪辕门，简直连一方巡抚的脸面不顾了。

前后反差之大，实在是令人捉摸不透。

在魏忠贤看来，皇帝方才东拉西扯地找的那一堆理由都是欲盖弥彰，只有那一句“朕是为他好”是情急之下的肺腑之言，可是倘或皇帝是真心为袁崇焕好，为何却独独不许他议论毛文龙呢？

明明先前皇帝提及毛文龙时，是咬牙切齿，恨铁不成钢啊。

魏忠贤沉吟再三，总觉得这里头有什么关键信息是他不知道或是无意间疏漏了的，他一时理不出头绪，忽然皇帝一发问，他却也不敢再在皇帝面前攻讦关宁军虚兵冒饷，“其实自从上回皇爷要求彻查关宁军兵额之后，高第又重新清点了一遍兵马，回复兵部说之前那五万八千的数目是误报，实际关内外兵数原不止五万八千，关内兵有三万五千五百余员名，关外兵有九万九千五十余员名，只是营伍众多，每月皆有逃亡事故，应补未补者数目参差不齐而已。”

朱由校到这会儿却反而平静了，他心想，大明要不是已经烂到骨子里了，主系统是不会选中他来当皇帝的，反正他的目标是完成系统任务后顺利回家，没必要当真为一个四百年前的封建王朝浪费感情，关宁军的数额不清不楚就不清不楚罢，关键是它得能打仗。

因此真正的问题便在于，现在的自己，该如何在关宁军士兵数目永远是一笔糊涂账的情形下，做到有效发放军饷，让发下去的钱切切实实地分配到前线那些能打仗的小兵手里。

思及至此，朱由校狠狠地憋了一口气，故意将自己的脸涨得通红，佯装发怒道，“这高第也是个混账的！朕前脚让他上疏乞休，后脚他就说先前那五万八千兵马都是误报，他不会是怕朕要他把那历年虚冒的一半军饷都吐出来，才赶紧杀一个回马枪，自食其言，把五万八千人慌忙改正成十三万四千五百人罢？你知道他这种行为叫什么吗？‘造谣式辟谣’！用一个谎言去圆另一个谎言，明着把朕当三岁小儿糊弄！”

殿内众人顿时又跪了一地，魏忠贤伏身回道，“高第也是怕皇爷说他污蔑孙承宗，所以才把关宁军的士兵数目往高了报啊……”

朱由校提着丹田气儿道，“好得很呐！好得很呐！经臣办理实务，不按真凭实据也就罢了，还敢拿朕当挡箭牌，胆子倒是大得很啊！”

魏忠贤赶忙道，“皇爷若是不信高第和袁崇焕的呈奏，还有巡关御史洪如钟，也覆查了关门兵马的实数钱粮，皇爷您要不要看一看他的奏疏？”

就在这时，启明从屏风后探出了小脑袋，朝朱由校适时科普道，“宿主，这巡关御史的奏疏，倒是一个相对可靠的数据来源，巡关御史即为‘巡按’，是皇帝监督地方官员的一大手段，大明的官方监察机构乃都察院，而这都察院下，则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在内则负责两京刷卷，巡视京营，监临乡试、会试及武举，巡视光禄、仓场、内库、皇城、五城，轮值登闻鼓，在外则负责巡按地方、茶马、盐务、漕运、关防等，师行则监军纪功，各以其事专监察。”

“按照大明的官制，监察御史只有正七品，也算是七品芝麻官，品级并不高，但在大明的官场上，从二品的布政使、正三品的按察使见到这巡安后都得毕恭毕敬，甚至俯首至膝，正五品的知府、正七品的知县见到巡安后，须得如见驾面圣一般长跪不起，凡是巡按说话，地方官员皆唯唯诺诺，根本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巡按每到一地，当地官员须把有关政治、经济、军事、赋税等材料整理造册，送巡按审查。”

“因为自永乐年间开始，明成祖派遣监察御史至各地巡视政情，以期达到‘小大相制，内外相维’的作用，这监察御史在巡按地方时，他在身份上代表的是皇帝，正所谓‘代天子巡狩’，位卑而权重，按察藩王大臣、府州县官等各方面考察，特有举报弹劾权力，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无论是政事得失还是军民利弊，都可以直言不讳。”